作者：大牛

有弟兄来信询问PCA，OPC，RPC等不同长老会的区别，因为之前也有人问到，我有负担简单介绍一下其历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国长老会的两大源头​

基本上，美国长老会从源头来说，有两支：一支是来自于苏格兰长老会的宣教事工而形成的第一个区会（1706年），另一支则是来自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会“盟约派”（他们因为不认同苏格兰长老会对待英国皇室和对待“神圣盟约”的立场，而从中分裂出来），即后来的“改革宗长老会”系统（RPC）。前一支是最主流的美国长老会宗派，后来几乎所有的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或保守派长老会宗派都出自这一支。后一支则因为其特别的政教立场，而一直保持独立的状态，自行发展。

RPC在历史上曾经经过三次大的分裂，每次分裂后的新的宗派在一段时间后都陆续加入了前一支里或自由或保守的宗派（其中第一次1783年的分裂是让他们最伤痛，也最伤筋动骨的。基本上所有的堂会包括所有的牧师都分裂出去了，以至于剩下的堂会和会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牧者给他们施行圣礼，直到后来苏格兰和爱尔兰重新差派牧者）。基本上，下面这一支目前还存在的长老会宗派，主要有RPCNA（北美改革宗长老会，这是始终保持最初的“盟约派”立场的宗派，所以一直继承这一支宗派的名称，虽然人数并不多。该宗派跟国内的归正事工联系密切，赵中辉牧师、包义森牧师就是该宗派的牧师。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年龄更大的国内改革宗牧者，最初都是通过阅读赵中辉牧师的译著而接触并认识改革宗信仰的），ARPC（联合改革宗长老会，这个宗派的会友人数超过了OPC，比较有名的牧者有弗格森（就是写《磐石之上》的那位），“圣经辅导学之父”亚当斯等。不过，这两个宗派目前正在讨论重新联合的事情，毕竟过去都是一家（但也有很多拦阻，比如是否“只唱诗篇”）。

就主流的美国长老会系统而言，其进入北美的历史，相对于天主教（15世纪）、圣公会（1607）、公理会（1620）、浸信会（1639），那是相当得晚。一直到1683年，苏格兰长老会才差派了第一位北美的长老会宣教士Francis Makemie（这涉及到长老会的事工理念和教会体制，即宣教士必须经过长期系统和严格的培训后，才可以被差派，因为长老会一直都很看重真理是否被正确有效地传讲，当然这也是后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但Makemie很有传福音和组织的能力。透过他一己之力，长老会的教会先后在弗吉尼亚、北卡、纽约等地建立起来。仅仅过了23年，1706年，第一个长老会区会组织成立，当时有六位牧师被按牧。又过了13年，1719年，第一个总会成立，当时包括三个区会（费城区会、纽卡斯尔区会和长岛区会）。不过，此时的美国长老会，并没有相应的信条和教会章程。牧师和长老们就是否全面认信《威斯敏斯特信条》争论不休。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当时的北美长老会主体是美国人（其实那时还没有美国人的概念，都是欧洲各国移民来的），他们虽然接受加尔文主义体系，但是却并不对英国或者苏格兰的《信条》有兴趣（这跟RPC很不一样，因为RPC系统主要是直接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盟约者”移民而来，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严格认信1640年代的《威斯敏斯特准则》）。

然而，没有信条的认信和相关的教会章程，随着美国长老会不断的发展，也带来太多的问题，最终出现了Robert Cross的案例。Robert当时是纽卡斯尔区会下的牧师，他被控淫乱。区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结果也不经调查，就将案子扔给总会。总会很有意思，开会询问Robert，说：“你就老实说吧，做还是没做？”Robert也很坦诚，就说：“我确实做了。”那时，Makemie已经过世，所有的牧师和长老都是新人，大家都没处理过这样的事情，苏格兰又太远（来回要好几个月），也无章程可循，怎么办呢？结果给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处理方式：“Robert停止主日讲道四次，待其彻底认罪悔改。”你也许会问，那四个主日后呢？没有了。总会没有讲，区会也装着不知道，因为当时很缺乏牧师，所以事实是，四个主日后，Robert又开始牧会了！然而，这件事也刺激了长老会中的有识之士，大家都认识到，教会的认信（包括对牧师在教义上和在道德上的要求）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可问题又回来了，认信什么呢？《威斯敏斯特信条》吗？那时，并没有强制说，你成为长老会，就必须认信《威斯敏斯特信条》，因为当时仍然会认为《威斯敏斯特信条》只是英国的长老会的认信。

不过，考虑到历史的传承，以及大家都承认《威斯敏斯特准则》是对长老会的神学和牧会最好的总结，所以，大家最终还是只考虑认信《威斯敏斯特准则》。可问题又来了，如何认信？是严格认信（即要求牧师一字不漏的认信所有的条款），还是别的。当时的一位有影响力的牧师John Thomson强烈支持前者，但另一位也很有影响力的牧师Jonathan Dickinson明确反对（此君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Dickinson不是反对认信信条，而是认为信条本身也强调“信徒的良心降服于圣经”，因为信条本身也没有宣告自身无误，那么，就不能要求严格认信。这次讨论非常精彩，也非常重要，里面体现出的很多思想，在后来长老会的变迁历史上影响重大。

但不管怎样，辩论的结果是，1729年，Adoption Act被总会通过（Dickinson是主要撰稿人），此Act区分了信条中的基要教义和次要教义，每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候选人必须凭着诚实和良心，认信如下誓言：“威斯敏斯特信条，在所有的基要教义上，都是忠实的基督教教义的总结。”同时，候选人必须向总会提交一份说明，说明他个人对于信条中哪些条款并不认同（即他的“良心上的顾虑”Scruples），总会会讨论决定，是否他的“良心上的顾虑”会影响到长老会神学的整个系统。如果不是，即使他有“良心上的顾虑”，仍然会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这就是所谓的对《信条》系统性认信的立场，而将信条作出“基要教义和次要教义的区别”被后来的神学家们看作为“美国长老会的天才之作”，这一立场被认为在神学认信和良心自由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就在长老会确立认信后不久，另一个问题又暴露出来，并且越演越烈，最终导致美国长老会的第一次大分裂。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影响​

长老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真理在教会正确而有效的传讲，这其中，牧师的培养是关键。美国长老会传统的做法是，牧师候选人必须在英国著名的大学的神学院（比如剑桥、牛津、爱丁堡、圣安德鲁斯等）经过长期、正规、系统的神学训练，并经过总会有针对性的考试和考察，才能被按立为牧师。可问题在于，按照这样的流程走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长老会牧师的成本相当大，可是自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蓬勃发展，长老会教会也在迅猛发展，牧师的培养速度，远远赶不上教会增长的速度，这导致很多教会没有牧者教导。

不仅如此，大觉醒运动也导致教会对于“重生”或“生命更新”的重视，那种长期接受经院式培养的牧者，其是否真正重生，被越来越多支持大觉醒运动的长老会会友所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一位著名的长老会牧师William Tennent开始在自己的教会，由自己亲自培养传道人（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差派牧师候选人远赴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学求学），这就是所谓的“木屋学院”（Log College）。

William自己是严格按照经院式的培养模式成为牧者的，但他更加重视传道人的生命品格塑造和教牧实践，这成为他成立“木屋学院”的动机，即强调神学的培养是在教会生活和教牧实践中进行的。他的这一做法，在长老会内部，立刻引起极大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大打口水仗。很快，争论的双方意识到，实际上，在争论的背后，有很深的神学分歧，这一分歧也特别表现在对待大觉醒运动的态度上。

保守一方认为，虽然大觉醒运动是上帝的作为，但这只是上帝在特殊时期的特别作为，不能作为教会追求的目标，教会应当坚持圣经所启示的常规的“蒙恩之道”，上帝的恩典更多是透过这些常规的“蒙恩之道”而展现出来，他们对于教会内的一些会众狂热的追求大觉醒运动，并因此混淆教会次序非常不满。并且，他们强调学术培养的重要，认为牧者虽然有道德上的要求，但是学术要求是首要的，而且牧师是如此重要，不可以随便培养。而且，他们也对新派判断“重生”的做法感到非常恐惧，认为这会导致“律法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种做法过去更多是公理会和浸信会的做法），并且已经有不少在创新一方的会众甚至牧师，逐渐为此放弃了传统的“圣约神学”，而最终加入“浸信会”，因为他们更强调生命的转变，即“信”的作用。那创新一方则认为，保守一方在用教会的次序辖制上帝的作为，并且保守一方过去强调救恩的客观性，而忽略了救赎在个人生命中的更新和改变，并且他们认为保守一方忽略了道德上的要求，尤其是牧师，过于强调学术而忽略其生命品格的要求，实际上会导致教会的“形式主义”和“假冒为善”。这实际上是过去John Thomson和Jonathan Dickinson辩论的继续（Thomson更强调神学的正统性，而Dickinson更强调道德的重要性）。

实际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双方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错的地方。但不管怎样，结果是长老会内部逐渐分为两大截然对立的阵营：Old Side和New Side。后者更加支持和积极参与大觉醒运动，而前者则对大觉醒运动更加谨慎并持有限接纳但积极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大觉醒运动中一些狂热和过激的现象，诸如强调情绪，以个人经历而不是对神话语的认识来决定重生，甚至自称先知，并出现一些暴力行为等）。

到目前为止，这仍然只是长老会内部的争论，双方都不愿意为此而分裂教会。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740年3月8日，William Tennent的儿子Gilbert Tennent讲了一篇臭名昭著的讲道《未悔改的事工的危险》，在其中他直接将Old Side的牧师们骂作“现代的法利赛人”。这种做法，导致“总会”对其提出批评并要求其悔改和道歉，结果却导致更多的“新派”（New Side）认为他们正在被教会内的当权派（Old Side）逼迫。最终，1745年，New Side正式宣布离开原来的长老会，而成立了自己的长老会，并将原本的“木屋学院”进一步发展为“新泽西学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新派自己的神学院。

不过，等到“大觉醒运动”的高潮逐渐过去，新派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在牧会中还是需要回归到常规的“蒙恩之道”，并且，无论是Old Side，还是New Side，呼吁重新联合的呼声越来越大。最终于1758年，双方重新联合，再次组成合一的美国长老会。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Old Side，还是New Side，都是严谨的加尔文主义神学，这跟十九世纪的Old School/New School大分裂很不同。不过，联合并没有正式消除双方的矛盾。双方在对待牧师的按立资格（学术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培养牧师的模式（学院模式，还是事工模式），圣灵工作的特点（圣灵是在教会内透过常规的“蒙恩之道”作工，还是在教会外直接在人生命中作工，如大觉醒运动所经历的），牧养的重点（强调认信，还是强调重生）等方面，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分歧。这些分歧继续在长老会内部发展，并为十九世纪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长老会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

传统的长老会是所谓的“三级体制”，即堂会-区会-总会，那么，为何1788年美国长老会会在三级体制之上，又加了一级体制——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呢？

在我看来，长老制是最全面贯彻《尼西亚信经》所命定的教会四大特征（“独一、圣洁、大公、使徒之教会”）的教会体制（有关长老制的教会体制及其神学原则，请参看本文），在此基础上，长老会发展出三级治会体制（堂会-区会-总会），来全面实现其神学原则。这一三级体制，在最初的苏格兰，乃至在法国、荷兰（欧陆改革宗也是长老制，虽然和苏格兰长老会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大的原则是一致的）都能得到很好的执行。然而，当应用到北美时，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随着美国长老会的不断发展（我印象中，在十九世纪“西进运动”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之前，美国长老会已经发展成为美国会友人数第一或第二的大宗派），各地方教会不断建立，牧师和长老越来越多，然而，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参加每年的总会会议的牧师和长老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基本的原因是：美国太大了！按照长老会的原则，基本上，每一个季度需要有一次区会会议，每年需要有一次总会会议，以保证教会的合一和各项职能的有效运作。区会会议相对还好，因为区会下的各成员教会距离比较接近，路上花费的时间不多。可总会会议则比较麻烦了。

想想看，从美国最北端的缅因州，到当时最南端的佐治亚州，直线距离差不多有2000公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当时主要是骑马，或坐马车），要都赶到一个地方开总会会议，路上起码得半个多月，来回就是一个多月。再加上因为成员众多，总会会议持续时间更长，而且是越来越长（这个很好理解，400人开会总比40人开会，争论更多，表决程序更复杂），以及四次的区会会议，一年下来，牧师和长老起码得将近三个月不在自己的教会牧养。可问题在于，当时各地方教会的牧师本来就很缺乏，事工又很忙，时间上折腾不起啊，结果就导致很多牧师和长老不参加总会会议。

问题是，这样一来，如何体现我们是一个独一的教会呢？地方教会，堂会，区会之间如何实现彼此鼓励和监督呢？长老制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出来呢？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总会之上，再建立一级体制，即大会，由大会来执行过去总会的功能。1788年5月，美国长老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重新划分为16个区会，4个总会，和一个大会。这样，总会下的各成员教会距离更加接近，路上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通常会要求各成员教会应当有代表参加区会和总会会议，再由总会选举、差派代表参加当年的大会会议（这也就意味着大会会议不是所有成员教会的牧师和长老都参加，而是各总会代表参加），这样，大会会议的开会时间也大大压缩。

实际上，美国长老会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变通。过去，牧师的考察和按立都是由总会负责，可随着长老会的发展，牧师候选人越来越多，总会力不从心，所以决定将牧师的考察和按立下放到区会，由区会自行负责。这样的好处是，降低了时间成本，使得各成员教会的牧师可以专注于自己教会的牧养（牧师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不同的区会去参加按牧委员会，考察和按立另一区会自己也不熟悉的牧师候选人）；然而，也带来一个坏处，那就是区会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大大增加，区会彼此之间的监督作用大大降低，甚至有时区会可以反抗总会的决议，从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1810年Cumberland区会整体脱离美国长老会，另行成立Cumberland长老会。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影响​

这个分裂发生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背景下，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十八世纪末，越来越多欧洲移民开始涌入美国。因为东部原十三州的土地已经基本饱和，所以新移民只能向西迁移，寻求新的土地。从1790年代开始，在这些西进的移民中，开始出现第二次的大复兴现象。伴随着“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越演越烈，过去似乎已经平息的“Old Side/ New Side”争论又开始爆发出来。这一爆发，先后导致了两次大的分裂。

其中第一次，主要与牧师的按立和培养模式有关。当时的情况是，长老会对于这一大复兴现象的回应似乎准备不足。当时，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很多人决志信主，但却没有长老会的牧师可以牧养他们（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第二次大复兴主要是由一些有影响力的长老会牧师和热心会友如Barton Stone，Charles Finney等在推动）。长老会培养牧师的周期相当长，表现出来的反应是相当迟缓。与此相对应的，是其他宗派（特别是浸信会、卫理公会）的反应，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差派传道人去到有大复兴发生的地区，植堂，建立教会，甚至出现了刚刚信主没多久，简单教导一些基本教义，就给你一本圣经，一匹马，然后按手，再一拍马屁股，去吧！结果是，西进运动五十年后，大量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教会在西部地区遍地开花，而浸信会和卫理公会也从之前人数很少的小宗派，一跃成为美国第一和第二大的宗派。这一现象，导致那些在边疆地区的长老会区会，如Cumberland区会的严重不满，认为那些在东部（原十三州）的区会和总会，根本不了解圣灵在边疆地区的工作，反应缓慢。

所以，他们决定，效法他们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朋友，简化牧师培养和按立的流程，努力跟上圣灵的脚步。他们的这一做法，令总会和大会非常震惊，责令其悔改。而Cumberland区会则认为总会和大会干涉其按立的自主。争论到最后，Cumberland区会开会决定，脱离美国长老会，自行组建长老会。这一长老会后来发展非常快，人数猛增，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大的分裂（分裂出来的，后来又加入了逐渐自由派的美国长老会），但目前仍然算是比较大的美国长老会宗派。我们会问，他们的这种做法对吗？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多谈论，只想说，有对的地方，但是也有大错特错的地方。他们这种过于简化牧师培养和按立的做法，导致的恶果之一，就是这个宗派后来成为美国长老会历史上，第一个温和灵恩派和阿米念主义长老会。

不过，Cumberland长老会的分裂，对于当时的美国长老会而言，还不是最伤筋动骨的事，真正影响整个十九世纪美国长老会乃至后来导致长老会整体自由化的，是接下来的Old School/ New School争论和大分裂。

1837-1869年 Old School/ New School的大分裂，对整个美国长老会的影响及其深远，这一分一合，所带来的，是之后短暂的联合，以及持续到今天更加猛烈的一次次分裂，由此，也产生了今天仍然存在的多个长老会宗派。

芬尼和他的联合计划​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分析这一大分裂的前因后果，但要讨论这次大分裂，一个事件，还有一个人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这个事件，是1801年开始的“联合计划”（Plan of Union）；这个人物，是查尔斯芬尼。

上文已经谈到过，面对着蓬勃兴起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长老会的回应似乎非常缓慢。其实，长老会也很想积极回应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联合计划”就是这样一种积极回应的产物。面对着边疆地区对福音的渴望，“长老会”决定与“公理会”在边疆地区进行联合的福音事工，因为两个宗派在当时，在神学上非常接近，都是严谨的加尔文主义，都接受“圣约神学”，都接受“婴儿洗礼”等等，长老会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与公理会的信条《萨伏伊宣言》90%的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萨伏伊宣言》是比《威斯敏斯特信条》更加强烈和清晰的加尔文主义信条。

这种神学的相似性也是爱德华兹可以先在长老会牧会，后来又在公理会牧会，后来又作长老会神学院的院长的原因）。两者唯一的不同，是在教会体制上。长老会认信长老制，而公理会则认信“公理制”或“会众制”；长老会强调教会的一体，各地方教会彼此监督，而公理会则强调地方教会各自独立，互不管辖。“长老会”和“公理会”对于培养牧者，同样都有严格的标准。面对着蓬勃兴起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两个宗派都很急。神学的相似性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决定在边疆地区进行联合事工。简单的说，就是在边疆地区，不区分“长老会”的牧者，或“公理会”的牧者，来自一个宗派的牧者可以在两个宗派的教会中牧会。

那么，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呢？长老会原本的做法是地方堂会的问题需要上交到区会审查，但公理会则不认同。最后两方各自妥协，决定地方教会的问题由地方教会自行决定，地方教会可以决定是自行解决，还是上交到长老会的区会。这一看似各自妥协的决议，实际上已经侵蚀到长老会体制的根基。实际上，这样的结果是：在边疆地区的地方教会（即使其决定加入长老会），具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区会根本无法有效监督其牧者和长老们。再加上“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非常看重自我的意志，看重决志的行为，结果是边疆地区的新兴长老会，几乎整体上都接受或多或少的阿米念主义，这其中，有一个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名字是查尔斯芬尼。

芬尼原本是一个律师，归主后成为一名长老会会友。他很想成为一名牧者，但又不愿意花时间接受那些“繁文缛节”的系统培训，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系统性培训的他，居然成为一名边疆地区的福音宣教士（New Side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般）。他可以算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很多传福音的方式和信念，直到今天仍然在深刻的影响着当今的福音派教会（比如所谓的“福音周”大型布道聚会，“决志祷告”，“焦虑座席”，决志后的现场陪谈等）。

这里我要特别谈到他自己的神学信念，他个人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神学装备，所以其信仰主要受其个人信仰经历的影响。他强调个人意志可以被外在环境和有效的劝说改变；他认为复兴是神的作为，但也是由人所创造，即“只要使用好的方法，上帝会动工，人可以创造复兴”；他认为教会定位不清晰，很难承担福音的使命，福音工作应该有专业化的人才来做，因此他主张专门的福音机构来传福音；他也不相信原罪的教义等等。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因为严格的律师训练，使得他口才极好，在边疆地区，他非常受欢迎。而长老会因为“联合计划”的限制，根本无法限制他的那些“奇谈怪论”迅速成为边疆地区长老教会的正式教导。反过来，甚至东部地区，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长老会接受其教导，这就是所谓的”New School”。

需要说明的是，“New School”的出现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一个芬尼或“联合计划”就可以引起的，芬尼和“联合计划”不过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或代表人物。在长老会内部，一直都有轻视教义，重视经历的群体存在（过去New Side/ Old Side分裂的余波），这一群体在“New School”的形成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八世纪的New Side/ Old Side分裂的确是产生后来的New School/Old School分裂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如果没有New Side的影响，很难想象芬尼会成为宣教士），但这也绝对不是说，New Side/ Old Side分裂是产生New School/ Old School分裂的最根本或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与New School不同，New Side从始至终是严谨的加尔文主义。并且，很有意思的是，New Side的直系后裔——普林斯顿神学院，在整个十九世纪，是对抗New School运动的最坚定的力量。换句话说，在十九世纪的Old School里面，包括了过去Old Side和New Side传承的人。

而且，过去New Side/ Old Side的分裂更多是因为事工方式的不同，是发生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之中的冲突之举，等到“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过去之后，两方又迅速联合。但New School/ Old School的分裂则更多是因为教义上的原则性分歧，并且是发生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之后，是一个逐渐的，有意识的过程。

这其中，三个分歧显得尤其重大：​

第一个是关于福音机构的定位。在过去的时代，任何的机构都是在教会的管理之下，服从教会；但芬尼开始了所谓的“志愿组织”，是一种全新的、脱离教会管理的、跨教会跨宗派的组织。Old School完全反对这种搅乱教会次序的做法，而New School则衷心拥护。

第二个是奴隶制度。“New School”认为奴隶制度是极其邪恶的体制，应当立刻、强制性的消灭。Old School则分为两派，一派主要在南方，主张圣经从来没有公开教导奴隶制度是罪，所以奴隶制度本身并不是罪，有罪的是其中错误使用的罪人；另一派则主要在北方，以普林斯顿神学院为代表，认为圣经的确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就其体制而言是罪，但奴隶制度也确实不符合神的心意，应当透过渐进的改革，逐渐消灭奴隶制度。New School觉得不能再等，所以自行开始组织很多帮助黑人奴隶逃亡的“志愿组织”，这引起南方Old School的强烈不满，双方每次开大会都会为此吵翻天，而以普林斯顿为代表的中间路线，则被双方认为是向对手妥协。

第三个分歧尤其重要，因为双方已经意识到，分歧的根本，是教义的分歧。New School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阿米念主义倾向，这引起Old School的强烈担忧。最终，Old School强烈呼吁，罢免New School的牧师，因为他们违背了他们对《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认信。New School的回应是，是否是加尔文主义还是阿米念主义，属于次要教义，是良心上的自由（大家还记得1729年的Adoption Act吗？）。

那么，谁可以决定哪些是基要教义，哪些是次要教义呢？区会！问题是，边疆地区的大部分区会当时已经是阿米念主义了，你怎么可能要求他们罢免其牧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辩论的深入，Old School觉得不能再容忍阿米念主义的毒酵在教会内蔓延了。1837年，Old School主导的大会正式通过了The Excising Act，以“联合计划”违背长老会宪章为由（因为其所建立的教会在体制上“不伦不类”），宣布所有在“联合计划”下建立的地方教会和区会不合法，必须解散，重新按照长老会的章程建制。这一“釜底抽薪”的做法，导致New School的极大愤怒，最终，他们正式脱离，成立了自己的四级体制——即New School长老会。

留下来的Old School虽然都是严谨的加尔文主义，但也有很多分歧，特别是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其主要分歧，一个是在教会论上，另一个则是在对待奴隶制度上。教会论上，北方强调传统的“牧师、长老、执事”三个职分；但南方则更倾向于“长老、执事”的两个职分（牧师作为“长老”的一员）。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是，长老是否能够参加按牧委员会，给牧师按立。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细节的争论。另一个则是对待奴隶制度，在和南方对话的过程中，北方越来越认为南方过于顽梗，不可改变，从而变得越来越激进。

最终，当美国内战爆发，北方代表强烈要求大会通过一个决议，“以顺服掌权者”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奴隶制度，结果导致南方长老会代表退出大会，自行组建美南长老会。1861年，Old School一方再次分裂为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在教义上是非常保守的加尔文主义，但却又支持奴隶制度，听上去有点讽刺，是吗？不过，在神的护理中，这一分裂却保守了相当数量的加尔文主义长老会在南方，没有受到后来美北长老会自由化的侵蚀。1973年，PCA（美洲长老会）成立时，其绝大部分成员教会都是来自美南长老会（New School因为其阿米念主义和极端反奴隶制度的立场，在南方就没有教会，也就不存在分裂）。

美国内战后，因为奴隶制度不再成为北方New School/Old School的分歧，双方再次讨论联合的可能性。长老会因为其教会论很强调教会的合一，所以联合的倾向一直很强烈。当时，很多长老会神学家都很积极，试图促成联合。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却站出来，强烈反对联合。

令人奇怪的是，当初Old School/ New School分裂时，他是最坚决的反对分裂的人，他自己虽然是Old School的中坚分子，但他在1830年代对Old School的很多激进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预言这些做法一定会导致New School的分裂。但30年后，这位曾经极力反对分裂的人士，现在却极力反对联合，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然而，就是这个人，预言了联合后的可怕结果——长老会的变质和未来的分裂。大家可以猜猜，他是谁？

这个人叫查尔斯•贺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长老会神学家，借用一本最近出版的有关他的传记的书名，他是“普林斯顿的骄傲”。

贺智出生在New Side背景的家庭，成长在New Side背景的大学（普林斯顿神学院），却能很好的结合New Side和Old Side的各自优点，他成为十九世纪Old School神学的中坚分子。当然，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详细介绍他的生平，主要是想解答上一篇的问题：为何贺智会如此前后矛盾，先是强烈反对分裂，后是强烈反对联合？

贺智的回答是，之前反对分裂，是因为：一是分裂不符合神的心意，教会总是不完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争论。如果一遇到问题或争论就分裂，如何体现独一的教会？二是相信虽然教会不完美，但只要长老会的体制仍然发挥功用，那么，基督仍然可以通过这一体制，使用真理归正他的教会（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长老会神学院都还是严谨的加尔文主义）。但如果一分裂，那么，就没有内在的体制可以透过真理归正那些已经有偏差的地方教会。那些已经有偏差的地方教会，一般没有了其他区会、总会，乃至大会的约束，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偏差的道路越走越远。

而之后贺智反对联合，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New School”已经分裂超过了30年，其神学xue主义的教导已经成为他们新的传统，他们也有自己的神学院教导自己的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所谓的联合，很有可能导致：第一，“Old School”在真理上妥协；第二，“New School”的新神学、新方法最终侵蚀原有的长老会教会，从而导致长老会变质。

很可惜，这一先知的声音，在当时联合的洪流下，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最让人难过的是，贺智所预言的情况都一一应验。为了追求联合，Old School居然同意了New School的要求，弱化了《威斯敏斯特信条》中一些非常强烈的加尔文主义教导，并对所谓的“新方法”更加包容。当时，New School中有些牧者已经开始接触欧洲的自由派神学，他们也将这些神学思想带入了联合后的美北长老会中，而这些自由派神学的思想是贺智一生都在竭力反对的（贺智曾经在德国系统性的学习过当时风靡欧洲的自由派神学，结果是更坚定的反对它）。

就这样，以“合一”、“在爱中包容”、“良心自由”的名义，所谓的“新神学”、“新思想”、“新方法”一步一步的、偷偷的侵蚀着美国长老会，而区会、总会、大会这么多级保障体制居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和归正功能！这里面，有两个事件可以算是标志性事件，证明到20世纪初，美国长老会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

第一个是1906年，之前分裂出去，早已阿米念主义的Cumberland长老会决定重新加入美国长老会（当然，也有部分Cumberland长老会决定保持其独立的状态，而拒绝重新加入美国长老会，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讽刺的是，当时的双方（Cumberland长老会和美国长老会）居然不觉得彼此有教义上的分歧！

第二个是大概1909年（记得不是很清楚），有三个纽约协和神学院（就是那个培养出吴耀宗，丁主教，并将宋尚节送入疯人院的学校，这是一个隶属于美国长老会的神学院）的毕业生，申请加入美国长老会纽约区会。在区会考察时，按牧委员会有人问了这个问题：“你相信童女怀孕生耶稣吗？”三个牧师候选人一致的拒绝如此相信。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通过了按牧考试，而被纽约区会按牧。

长老会中的保守人士再也坐不住了，1910年，长老会大会正式通过了“基要五点”，将其定为基要教义，要求所有的牧师和长老必须认信这五点，即相信圣经的默示，童女怀孕生子，基督的代赎，耶稣的复活，以及神迹的真实性（这一基要教义被后来兴起的“基要派运动”所完全继承）。然而，对于长老会而言，这是何等悲哀的事！这些教义都不是新的教义，乃是清清楚楚的阐述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的，但如今却需要大会的权威加以明确。这反映出至少两点：第一，以次要教义和“良心自由”的名义，《信条》的权威已经被贬低到几乎无有的地步；第二，区会已经无法胜任判断基要教义和次要教义的使命。

自由派当然不甘心这样被限制，他们不断的辩论，力图破除大会对牧者和长老“良心的辖制”。1924年，长老会自由派牧者和长老，共同发表了《奥本申明》（选择奥本这个地方也是有深意的，因为大约一百年前，New School就是在这里发表反抗Old School的《奥本宣言》），有超过1200位长老会牧师参与。在申明中，他们宣称：第一，1910年大会的决议违背长老会宪章，因为根据宪章，考察和按立牧师是区会的权力，只有区会有权决定哪些是基要教义或次要教义；第二，1910年大会的决议，只是其中一种对《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解释，但《信条》本身并不必然如此解释。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正统长老会”（OPC）​

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但面对这样的形势，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保守的区会居然选择了退缩（为了避免分裂）。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我们守住区会，不按立自由派的牧师，他们就不能过多折腾。然而，这样的退缩，换来的却是自由派趁机全面抢占长老会内的关键位置。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29年，大会强行改组“普林斯顿神学院”（此前，普林斯顿神学院一直是对抗自由派神学的坚固堡垒），强行塞入自由派学者进入神学院，最终导致梅钦和其他几位保守派教授离开普林斯顿，另行组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此事对梅钦的影响极大，因为普林斯顿不是自己变质，而是被教会强行变质，以至于他认为，神学院不能被教会所控制，因为神学院可以自己控制其教职的正统性，但却不能保证教会不变质。所以，虽然后来所有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创院教授都参与创建新的保守长老会宗派，即“正统长老会”（OPC），但却同时明确规定，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TS）不隶属于任何宗派，包括OPC。以防今后万一OPC也变质了，会导致WTS变质）。

1933年，因为自由派已经完全控制长老会的宣教委员会，梅钦几次上诉无门后，决定另行联合保守人士，组建独立的国外宣教委员会。此事被大会宣布为违背宪章（有点讽刺，因为新神学以“New School”的继承人自居，但“New School”却是支持跨教会跨宗派的独立福音机构的），大会以此停止了梅钦及另外几位保守牧师的牧职。然而，长老会内部的保守派却没有给予梅钦等人应有的支持（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梅钦的行为的确违背了宪章，长老会要求所有的机构必须在教会的管理之下。但后来，很多人也专门为梅钦辩护，比如Kuiper在其书中就详细分析，这是在所有正常途径都无法发生作用后的不得之举），这导致梅钦和很多支持他的保守人士对整个局势非常悲观。最终，1936年，他们决定脱离已经“越来越败坏”的美国长老会，另行组建新的保守的长老会宗派，这就是“正统长老会”（OPC）。

但是，刚脱离出来不久，OPC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因着过去的经历，新的宗派一致要求严格认信《威斯敏斯特信条》，但问题是这里面有部分地方教会，因为历史的原因，已经接受“时代论”神学，而背离了“圣约神学”，那么，这是否属于“基要教义”呢？OPC大会认定这属于基要教义，结果导致那些接受“时代论”的教会离开，自行组建“圣经长老会”（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当然也还有其他分歧，诸如是否可以饮酒，如何看待那些留在“堕落”的美国长老会里的保守教会等）。薛华最初就是“圣经长老会”的牧师，他们在新加坡有比较成功的宣教事工，在新加坡有不少“笃信圣经长老会”。

1973年组建美洲长老会PCA​

之前已经说过，相对来说，美南长老会因为没有“New School”的影响，相对比较保守。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南长老会也开始受到自由派神学的侵蚀。1960年代，已经自由化的美北长老会开始寻求与美南长老会重新联合。当这一联合的趋势不可阻挡的时候，1973年，美南长老会中有相当多的保守教会决定脱离美南长老会，另行组建“美洲长老会”（PCA，这是目前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保守长老会宗派）。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长老会早已整体自由化，但是因为长老会特有的体制，在美国长老会中，一直都有相当数量的保守堂会、区会的存在。当美北和美南长老会联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开始重新修订《威斯敏斯特信条》，以适应新的联合的宗派时，美北长老会中很多保守的堂会乃至区会，实在受不了越来越露骨的自由化倾向，决定脱离，于1981年另行组建新的宗派，就是“福音长老会”（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这是目前第二大的保守长老会宗派。他们与OPC、PCA最大的区别，就是允许按立女牧师和女长老，当然，这也是长期受自由化影响的结果，但该宗派总体是很保守的，其中有些堂会也是不允许按立女牧师和女长老的）。1983年，自由化的美北和美南长老会，正式合并为一个宗派，就是“美国长老会”（PCUSA）。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PCUSA虽然整体自由化，但其中一直都有很多保守的、忠于圣经的堂会和区会。在PCUSA越来越自由化的过程，他们或者继续留在里面，坚持信仰；或者最终选择离开，加入其他保守的长老会或另行组建新的长老会（最新的一个保守长老会宗派是2012年从PCUSA中脱离出来的ECO，Evangelical Covenant Order）。我现在的房东，原本是一间当地很大的PCUSA教会里的长老（这间教会甚至开办了自己的基督教学校），他也是在里面认识真正的福音，重生，归正的，他很渴望归正教会，也曾经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选择离开，加入了另一个保守的长老会宗派。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说明，PCUSA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简单的说，里面每一个堂会，或者区会，甚至个人，都糟透了。

以上是对美国长老会各宗派历史演变的简单说明，盼望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轻微修改

最近这几天，山东聊城冠县农家女子陈春秀16年前高考录取被“冒名顶替”一事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与此同时，山东“242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也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

但这类冒名顶替现象并非个别，也非局限于山东一地。在自媒体平台有些网友纷纷晒出自己当年被冒名顶替的各种经历，甚至连央视主持人康辉都自曝当年高考录取也差点被“掉包”。

对于陈春秀来说，16年前那次遭遇，改变了她今后的人生轨迹。那位有权有势的冒名者窃取了她的录取名额，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当上了公务员;而“落榜”的她只能四处漂泊打工，尝尽生活的艰辛，直到16年才得知真相……

我对陈春秀的遭遇也能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来自底层社会的农家子弟，品尝过“十年寒窗苦”，20年前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战场上拼杀过，在我身上也曾遇到过类似的“冒名顶替”事件，一个是关于奖学金的，一个是关于高考录取的。这两个事件可能还有一定内在联系。图片

1990年代后期在我读高中时，《半月谈》杂志社开设了一个奖学金，针对家境贫困而又成绩优异的中学生给予经济支助，一般是每个地级市一个名额。1998年上半年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了这个奖学金的评定。

半年后获奖名单公布，我很荣幸地被评上了。此时我已升入了高三。当时，奖金数额也由原来的300元提高到500元。在当年，5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的一个老师曾说他一个月工资也就400元。我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纷纷向我道贺，我也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可是，1998年冬季学期都过去了，奖学金迟迟没有影儿。我为此多次去找主管副校长，答复总是“再等等”。

等到1999年春季学期开学，奖学金依然不见踪影。每逢开学之初，也是集中交费的时候，我也等着用这笔奖学金缴纳学杂费。此时有几位热心同学也向我建议，在奖学金没有着落之前，先不急于交学杂费和住宿费（两者加起来也有三四百元）。当时就有同学怀疑这个奖学金可能被挪用了。

可是，学校这边一直在搪塞，最后我想到一个办法，给《半月谈》编辑部写信。当我带着写好的信件去县城邮局投寄时，邮局大哥和我比较熟，因我经常在这里买报刊（比如《杂文报》、《南方周末》）。他听了我的诉说后，说写信太慢，建议我去电信局直接给《半月谈》编辑部打电话，并帮我查到了电话号码。

于是，我就去了电信局，把自己要办的事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听了都很同情我，就给我拨通了《半月谈》的电话。可惜，我方言腔太浓，那边听不懂，一位好心阿姨帮我做了“翻译”。

《半月谈》编辑经过查询，告诉我这笔奖学金早就到了我们这边宣传部门了，并且当即打电话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把奖学金发放到我手上。那时长途电话收费很高，打了六七分钟长途，花了我十块钱之多。但总算弄清了一些情况，这钱花得值。

所以，我心里又燃起了巨大的期待。可是，接下来几天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踪影。有一天在校园里我撞见了副校长，告诉他我给《半月谈》打电话之事，副校长一听脸色就变了，丢下一句“你咋能擅自那样去做”，就匆匆离去了……

为这件事我还和班主任发生了一次严重冲突。我在班主任心目里一直是乖巧的好学生，可是那天在他办公室里，师生两在言语上爆发了激烈冲突，相互间都很伤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在情绪上也有冲动。

班主任或许也知道某些内情了，向我表达了无奈之情。他说如果是个乡长敢截流你的奖学金，校长一定能帮你讨要回来，可是现在是上面截流，校长也没办法……

班主任还是政治课老师，我幼稚地说政治课本上不是清清楚楚写着政府部门要为人民服务的嘛，班主任老师回了一句，至今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你以为书本所说的都是真的？书本的存在价值，为的是让你学习拿分数考大学的。仅此而已！”我的价值观再次碎了一地……

倒是同一个班里的同学们从道义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大家为我遭遇不公而义愤填膺，有位女生甚至还回家专门看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在纸条上抄下了节目电话号码，返回学校交给我，建议我给《焦点访谈》打电话进行曝光……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而且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为此我还流过不少眼泪。此时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法安心复习。

我是学校文科尖子生（用今天的话说，也算是“学霸”），以我平时的成绩，我是有望考上一本的。遗憾的是，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加之高考考场的混乱（说起来一言难尽），结果1999年那次高考，我发挥失常，只考了528分，比山西文科二本线多了20分，离一本线还差了很多，按这个分数连省内的山大、太原理工都上不了。

我们那一届是高中旧教材最后一批毕业生，到2000年高考，完全要按照新课标进行了。所以，1999年那年高考，我的同学大多数都尽量考走了，哪怕是专科也要上。

虽然考得不理想，但我也倾向于不复读，想报一个差不多的二本院校，以后考研再圆梦。可是，等到第二批次本科院校开始招生时，我用电话进行查询，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我的高考档案不在了（“查无此档案”）！这不啻于当头一棒！我随后去县里教育局进行咨询，也毫无结果，有关负责人表示无能为力。

录取档案不翼而飞，我就无法进行二本志愿填报，也就相当于“落榜”。我怀疑背后有什么人动了手脚，但我无能为力，只能接受这个苦涩的结果。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这次高考失利，是我人生所经历的至暗时刻。

回到家里，望着爷爷奶奶无比失望的表情，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准备要卖掉或扔掉的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重新捡起来。我没有放弃，而是不得已选择了复读。

不过，复读那一年也是备受煎熬，刚开始复读时，心里落差极大，始终无法安下心。后来给《南方周末》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倾吐自己的遭遇，也发了不少牢骚，很快就收到记者李玉霄大哥的亲笔回信。我从中得到了鼓励，心中的重担脱落，经过又一年的拼搏，最终考上了武汉东湖之滨的一所重点大学。

在我复读时，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我可能是因为追查《半月谈》奖学金一事得罪了什么人，所以遭到报复，录取档案就被搞走了。这个人应该对我比较了解，而且后台也很硬……

虽然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我也受过不少委屈，流过许多眼泪，而且我至今也不清楚究竟有何内幕（500元奖金学被谁冒领了，高考录取档案被谁掉包了）。但不管如何，我比陈春秀要幸运多了，毕竟我经过一年复读，最终突围而出，如愿考上了重点高校，走上了另外一条全新的道路。

我是直到读研三时才归信的，但我相信在这之前我的坎坷人生道路上应该也有阿爸默默的保守和引领，想到这里，我心里便充满了感恩和盼望，不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诗37:1）。

作者：刘盐约 初稿写于2020年6月24日

原文标题：An Open Letter to Reformed Christians: The Heartache of a Non-Calvinist Believer

译者注：虽然我自己是改革宗背景，也认同许多改革宗神学的核心教义，但我也必须承认，文中提出的一些批评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作者对一些牧者的批评方式，尤其是涉及具体人名和动机判断时的言辞，我仍能感受到她的真诚与痛心。她所指出的属灵骄傲、缺乏温柔、对神学立场不同者的轻视，这些现象确实在我们当中存在，也常常绊倒人。盼望我们都能在真理中持守信仰，也在爱中彼此建造，彰显出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的生命与品格。

亲爱的改革宗基督徒们：

我有一些话想对你们说，希望你们能耐心倾听。

我隐隐觉得，当你们读到这封公开信的某个部分时，可能会开始皱眉，不屑地翻白眼，甚至嘲笑我 “根本不理解” 你们那套神学上高人一等、教义上严密复杂的世界观。

说实话，你们或许是对的，但请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从你们许多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很多是有益的。但我确实无法，也可能永远不会接受你们对圣经的系统性诠释方式中的某些方面，更不用说理解它们了。如果在你们眼中，这让我成了一个不够理想、在神学上软弱的基督徒，我接受这一点。

首先，我想谈谈你们的优点。

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确实认识主、爱他，并且真诚地渴望跟随主。我相信你们愿意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争辩到底。你们中的许多人对圣经有着深刻而令人钦佩的热爱。你们如痴如醉地阅读和研读圣经，渴望忠实地解释它，遵行他的话语，并将其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践行自己的呼召。你们希望看到主的公义被高举，并用真理清晰地阐述那些政治上不正确的真理。

我也注意到，你们中有很多人勇于投入公共领域的斗争，直面那些文化上的敏感议题 —— 而其他基督徒往往畏缩不前。你们识别并指出了许多该当揭露的邪恶。你们确实抓住了很多关键问题。

你们也意识到，福音派中普遍存在勇气缺失的问题。而你们却愿意挺身而出，在那些咆哮着要摧毁我们社会犹太-基督教根基的左派世俗狂人面前，大声说出“不！”你们中有很多人就像以萨迦的子孙那样，分辨时代，用合乎圣经的智慧做出回应。

你们的许多领袖因深入研究经文，能宣讲富有深度、智识充实的讲道，凸显主的主权和对人类历史的护理。你们进行了严密的思考，也吸引了很多原本不属于改革宗的基督徒加入你们的行列，因为他们在福音派教会中成长时，听惯了相对肤浅的讲道，而改革宗传统的教导让他们耳目一新（这样的例子和程度各不相同）。我认识的一个人曾告诉我，改革宗传统终于回答了他在福音派成长过程中从未得到解答的 “关键问题”。当他在改革宗浸信会或教义正统的长老会教会中听到释经讲道时，感觉如同从消防栓中饮水般酣畅淋漓。你们创造了一些有益的资源，建立了优秀的古典学校和事工，在世界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善举。

你们敢于指出其他基督教运动的错误 —— 尽管它们属于基督教，但在圣经根基上不够扎实。我尤其指的是某些灵恩派群体和其他福音派教派，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往往过度强调与主的体验，而忽视了某些教义劝诫。你们也正确指出了当代 “耶稣是我的男朋友” 这类音乐中的神学问题 —— 它们以自我为中心，潜移默化地将人引入奇怪的属灵领域。

你们的系统神学有着严密的逻辑连贯性，并且似乎在尽最大努力理解圣经的整体及其所有含义。再次强调，我相信这一切都源于你们许多人渴望在凡事上荣耀主、对主忠心的崇高愿望。

你们确实有一些深刻的优势。至于接下来我要说的话，请知道，我无意质疑你们的救恩，也不是想以某种毫无建设性的敌对语气来指责你们。

但我不能、也不会成为你们群体的一员。

我也强烈敦促其他人，尤其是初信者，远离你们。

原因如下。

过去 15 年左右，我一直在观察你们 —— 特别是 2006 年《今日基督教》将改革宗清教徒传道人乔纳森・爱德华兹登在封面，以及 2009 年称约翰・加尔文为 “东山再起的人”，这些都彰显了你们的影响力。我也知道，即使在改革宗传统内部，也存在一些神学分歧，所以我以下所说未必对你们每个人都适用。

但从整体来看，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除了少数例外，我仍看到无休止的宗教争论，以及刻薄、骄傲的教义纷争，以及极度自负的态度。这些现象令人反感，甚至可以说丑陋不堪。最令人痛心的是，我认为这已经把很多人 ——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 —— 推离了福音，催生了 “无信仰者”，并加剧了西方基督教信仰的衰落。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会说，这一切都是他的主权预定 —— 那些离开教会的人从来就不是蒙拣选的信徒，甚至可能会引用约翰一书2:19来反驳我（你们常用某节经文来论证立场），但我暂且打住。

我不只是觉得你们在某些重要教义上是错的，更糟的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公共行为极其不敬虔 —— 甚至令人厌恶。

最令人震惊的矛盾莫过于：一群自称拥有“高举圣经权威”世界观的人，竟然行为如此恶劣。在非改革宗的旁观者眼中，这是对神圣而慈爱的上帝性情最明显的亵渎。而你们很多人甚至看不见这一点。是的，我是在说你们受了迷惑、眼瞎了。

而之所以迷惑，就是因为人被欺骗的本质就在于 —— 他们不觉得自己被骗了。你们被欺骗的主要原因，在于你们如此确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和严密性，甚至可能认为那些不良行为是合理的。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表现出的行为要么可以被原谅，要么是他们大胆捍卫重要真理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建议你们去谷歌搜索栏输入 “Why are Calvinists…”（“为什么加尔文主义者……”），看看自动补全的内容。说真的，现在就去试试。

看到了吗？自动补全功能反映了许多人（或许是数百万人）搜索这个问题时的真实疑问。当搜索框自动补全为 “so mean”（如此刻薄）和 “so arrogant”（如此傲慢）时，意味着无数人在寻求关于你们的答案时，有过这样的体验。你们是否想过，或许你们如此珍视的神学体系，正助长了这些无可否认的负面印象？我斗胆问一句，你们的神学中究竟是什么催生了这些印象？说真的，为什么你们总是如此愤怒？

算法的自动补全难道不应该是 “so loving”（如此有爱）和 “so kind”（如此善良）吗？这不是你们想要的吗？ —— 让人通过圣灵的果子认识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吗？甚至连反思性的改革宗神学家都已认识到这一令人担忧的模式。改革宗界的标杆人物约翰・派博本人就曾试图回答 “为什么加尔文主义者如此负面？” 他的大意是，加尔文主义吸引了某种严苛、严谨（通常是男性）的思维，这些人沉迷于改革宗系统神学的严密逻辑架构。同样，格雷格・杜彻在 2012 年出版的《杀死加尔文主义》（Killing Calvinism）一书中，也试图探讨我所说的这种现象。在我看来，你们内部这些弟兄的温和劝诫，并未被真正放在心上。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个有趣（但也有点无趣）的笑话，人们之所以觉得好笑，是因为它道出了真相：“我本来想去读神学院，后来决定直接去跟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辩论，这样就能免费听五个小时的讲座。”

说实话，我从未见过哪个教义体系能把人说服得如此深信自己永远是对的，并且使他们成为一群“什么都懂”的人。

而这，正是关键问题所在。

在我看来，你们体系中最可怕的一点，在于它似乎让人们坚信自己已通晓一切 —— 你们的教义完全符合圣经，拥有独一无二的 “秘方”。但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并没有。

我们作为人类，确实似乎天生具有宗教性的思维习惯，而其中一个最阴险的试探就是：把圣经书写的字句高举到超过那位“活的道” —— 那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主之上。殷勤地研读经文还不够，我们必须到主那里去，才能得生命（约5:39-40）。这是天壤之别！圣经本身不是主；它是启示主的工具。

但“系统化”的神学似乎使你们中的一些人变得盲目，甚至导致你们以苛责、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明明敬虔的主内肢体。而当你们再把一些敏感的政治议题夹杂进来时呢？几乎每一个我认识、并且自称大声疾呼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在神学上都是非常改革宗的。对我而言，这种现象真是耐人寻味。我不是开玩笑，这只会使有毒的气氛更加严重，因为他们自以为不但在神学上完全掌握了真理，在政治上也“全盘了解”。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

挑战神学自由派，特别是那些明目张胆歪曲经文的人，这是一回事，但轻蔑地看待那些真诚信主、坚持历史基督教核心“本质”信仰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要说，在我眼中，你们常常在做后者：你们举办整场大会来抨击那些在圣灵恩赐上与你们看法不同的人；推崇像 R.C. 史普罗（R.C. Sproul）那样傲慢的人 —— 他曾轻蔑地称非加尔文主义者为 “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毛病”；追捧 “狮子” 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 —— 他曾逼迫艾琳・格雷（Eileen Gray）回到恋童癖丈夫身边，并在会众面前羞辱她；为道格・威尔逊（Doug Wilson）的恶劣手段辩解 —— 他用恶毒语言形容女性及任何敢于质疑他的人，而你们因他聪明善辩，就将其油嘴滑舌的操纵美化为 “玩笑”。最近，G3 事工的乔希・比斯（Josh Buice）、All Things Theology的克里斯・“Kdub”・威廉姆斯（Kris “Kdub” Williams）等知名改革宗人物也曝出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知道教会中到处都有不良行为，但这些改革宗领袖的种种罪行，让我们不禁想问：如果我们的神学如此不堪，而你们的神学如此高深且完全合乎圣经，为何你们的领袖没有结出圣洁、公义的生命果子？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被你们傲慢地嘲讽与指责：说我的神学是 “以人为中心”，说我对罪持有 “伯拉纠主义观点”，说我 “否认神的主权” —— 而我明明一直相信他的主权。若我提出反对，你们总会抛出那句经典回应：“你只是误解了加尔文主义。”

拜托，真的，别再这样了。请停止。

你们是否想过，或许我们中有些人对你们的神学理解得比你们以为的更深刻？而我们拒绝它，是因为无法凭良心认同其教义及其衍生的行为 —— 尤其是当我们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与之相关的伤害时。就拿这段老视频来说：R.C. 史普罗嘲笑那些不认同他预定论观点的基督徒，说想 “掐住他们的脖子”，同时还大言不惭地宣称福音派教会唯有彻底改革宗化才能 “健康”。他听得出自己在说什么吗？你们听得出吗？你们真的不明白这有多恶劣残忍，还是因迷恋他的 “权威” 而表示认同？正是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我无法也不愿继续容忍。

我知道加尔文主义和改革宗教导为你们许多人提供了一套看似自洽的世界观。能解答生命的核心问题，能用清晰的逻辑解释生活，这种感觉想必很好。

但我请你们思考：你们以为自己拥有的 “掌控感” 或许只是幻觉。你们是有限的，永远无法掌控宇宙的无限之主。你们肯定会用冗长的神学理论回应我，声称自己早已明白并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你们并未真正明白 —— 因为你们的教义姿态令人窒息，正一点点扼杀人们的生命。

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这些人是一些“在智识上不够成熟”的人，那也无妨！我们只是无法也不愿效法你们，尽管你们当中有些人的确具备令人钦佩的素质。但看见你们的行为，真的让我们心碎。

请听听一位曾在改革宗长老会中长大的女性的见证，她曾为自己那套无懈可击的神学体系感到骄傲（这是她在前一篇文章评论区的留言）：

“青少年时期，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网络霸凌者。在 homeschool 古典学校的线上论坛里，我和同学辩论，让他们因不相信预定论而感到自卑，还为此沾沾自喜。

改革宗神学中有这样的逻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源于我们的神学。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逻辑被反向应用 —— 比如，为何不用生命的果子来检验神学的正确性？相反，这套逻辑总是被预设为真理：只要你接受了‘正确’的教义，生活中的一切就会步入正轨。属灵生命被完全智识化，却从未融入生命实践。

只要有人宣讲‘正确’的神学，质疑他们的行为就会被视为冒犯。直到我婚后成为母亲，才通过（我如今坚信是）圣灵的工作意识到：我没有结出任何圣灵的果子。我没有爱心，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也不温柔。我不仅缺乏这些品质，甚至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 在生活中该如何实践，体验它们又是什么感觉。我属灵上完全破产，而我那小众的精英神学和优越感，让我一生都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我恳求你们，改革宗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不愿听我说的话，至少听听你们自己同路人的心声。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说，那我请求你们深切省察：对主的信念如何转化成你们中间许多人所表现出的那些令人无法辩护的行为  —— 这其中必有联系。

考虑到你们的一些长处，尤其是对主话语的敬畏与重视，我认为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若肯悔改，完全可以成为对抗黑暗权势更强有力的器皿。但你们中的许多人，首先需要悔改。

而那悔改，绝不只是一次思想上的演习。因为你们不只是一个装满经文的大脑而已。你们是有灵魂、有情感、有身体的活人，需要在整个人的层面上向主寻求。若你们在这方面认真地寻求主，我相信你们当中许多人会开始深切哀伤 —— 为你们宗派中那些曾伤害他人的“同族人”而痛悔。你们错失了主性格中某些至关重要的层面。

但请记住：在悔改的另一边，是生命。

你们不必在如今这套僵化的世界观与放纵的自由主义、或其他福音派教会空洞肤浅的讲道之间做选择。一种充满活力、智识满足、被主的灵充满、以与主亲密为特征的生活在等待着你们。我祷告主能在你们完全降服的时刻寻见你们。

这一切都是憎恨基督徒的媒体和失败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结果，新保守主义执着于政权更迭，不惜一切代价。

叙利亚的基督教人口在过去十多年的内战中已大幅减少，从战前的约10%（约150万-2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约2%（约30万人）。阿萨德政权曾被一些人认为对少数族裔提供了保护，但在其倒台后，权力真空和派系斗争导致局势恶化。

叙利亚三大主要基督教会的领袖（希腊东正教、叙利亚东正教和希腊天主教）在2025年3月8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危机。然而，具体实施暴力的团体身份仍不明朗，有报道称可能是与“解放沙姆组织”（HTS）相关联的武装分子或地方民兵，但官方叙利亚政府则称这些行为是“个别违规”。

刚刚过去的周末，许多人惊恐地目睹了从叙利亚涌出的报道，这些报道详细描述了在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Abu Mohammad al-Jolani，现以其本名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a示人）领导的新伊斯兰政权下，对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遭到屠杀的情形。

媒体多年来一直把叙利亚反叛军捧为“自由战士”，无视了他们的圣战主义根源和反基督教议程，但现在面具摘下了，基督徒正在死去，他们却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也不愿承认自己错了。 《新闻周刊》报道称："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站（SOHR）和当地报道，自周四（3月6日）以来，已有超过1000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基督教少数派和阿拉维派（最近被废黜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所属的教派）”

朱拉尼，这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一个与伊斯兰国(ISIS)和基地组织都有渊源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他长期以来一直蔑视基督徒并试图消灭他们。然而，主流左媒体甚至联合国都不遗余力地“粉饰洗白”他的形象，把他描绘成某种务实的改革者。

与此同时，叙利亚基督徒和阿拉维派教徒的尸体堆积如山，而西方的沉默却震耳欲聋。这不仅仅是疏忽--而是共谋，源于媒体对基督徒的仇恨以及痴迷于政权更迭的失败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不惜一切代价。

披着羊皮的狼​

让我们先搞清楚朱拉尼是谁。他可不是媒体喜欢称呼的“自由战士”或“叛军”。他是“胜利阵线”（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的前首领，现在是“沙姆游击队”（HTS）的首领，这个逊尼派伊斯兰组织于2024年12月推翻了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他的暴行罄竹难书：袭击哈布尔河沿岸的基督教村庄、摧毁教堂、策划绑架和屠杀。

叙利亚人权观察站（SOHR）的报告证实，自3月初以来，已有1000多名平民在报复性杀戮和屠杀中被屠杀，其中许多是基督徒和阿拉维派教徒，尤其是在拉塔基亚和杰卜勒等沿海地区。妇女和儿童也未能幸免；整个家庭都被HTS部队及其圣战盟友屠戮殆尽。

朱拉尼对基督徒的仇恨并不新鲜。2015年，他的部队从泰尔塔梅尔（Tell Tamer）附近的村庄绑架了200多名亚述人，要求每人10万美元的赎金。有三人在视频中被处决，这是向叙利亚日益减少的基督徒群体发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如今，作为叙利亚的新任强人，他不再戴头巾，而是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发表关于“宽容”和“多样性”的陈词滥调。但血迹没那么容易洗掉。他的改头换面只是赢得西方认可的一种战术伎俩，而非真心悔改。

阿勒颇和霍姆斯的基督徒对此并不相信这些。他们正在逃往山区，害怕现在统治他们街道的圣战分子。

洗白一个恐怖屠夫​

你本以为这场大屠杀会占据头条新闻，但主流左媒体--CNN、BBC、《纽约时报》--几乎对此只字不提。

即使有，只是鹦鹉学舌般重复朱拉尼关于温和的承诺，或将宗派屠杀轻描淡写为“安全部队”与“阿萨德忠诚者”之间的“冲突”。联合国一如既往地为暴君辩护，也难辞其咎。

2025年3月7日，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出了“保护平民”的温情呼吁，但却没有点名批评HTS或朱拉尼为罪魁祸首。他们怯懦的原因简单明了--拒绝正视伊斯兰激进主义这头大象。

为什么保持沉默？因为主流左媒体和联合国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阿萨德是坏人（没错，他是坏人），所以任何推翻他的人都必须是 “英雄”。多年来，他们一直把 HTS 捧为为 “自由 ”而战的 “叛军”，却忽视了他们的圣战根源和反基督教议程。现在，面具摘下了，基督徒正在死去，他们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也不愿承认自己错了。

阿萨德：我们熟知的恶魔​

阿萨德是一个独裁者，这一点无需粉饰。他的政权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据称使用了化学武器，实行铁腕统治。但对叙利亚的基督徒来说，他是某种程度上的保护者。在阿萨德的统治下，曾经占叙利亚总人口10%的许多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做礼拜、庆祝圣诞节，并且不用担心圣战暴徒的袭击。阿萨德本人是阿拉维派教徒，他将自己的政权定位为抵御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堡垒，尽管他十分残暴，但他兑现了这一承诺。内战期间，基督教人口从150万减少到30万，但其中大部分归咎于伊斯兰国（ISIS）和HTS这样的叛军团体，而不是阿萨德的政策。

对比现在。自阿萨德下台后，HTS发起了一轮宗派暴力，使他的统治看起来像是少数民族的黄金时代。俗话说，认识魔鬼总比不认识魔鬼好。阿萨德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一个残暴的世俗主义者，他让圣战分子无所遁形。朱拉尼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他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教徒，有针对基督徒的历史，西方对他的赌博让叙利亚变成了一个杀戮战场。

主流左媒体的反基督教偏见​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大新闻？因为西方主流媒体憎恨基督徒。就是这么简单。从好莱坞到有线电视新闻，都明显对我们的信仰不屑一顾--对不符合他们进步世界观的“落后”信仰嗤之以鼻。当基督徒在叙利亚遭到屠杀时，这不符合“伊斯兰叛军好，阿萨德坏”的叙事，因此他们将其掩盖。他们宁可对朱拉尼的“实用主义”大献殷勤，也不愿报道叙利亚乡村遍布的被亵渎的教堂和破碎的十字架。

这不仅是疏忽，更是共谋。媒体假装HTS是“温和派”，为这个正在屠杀基督徒的政权打掩护。他们为阿萨德的倒台欢呼雀跃，却不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答案显而易见--一场种族屠杀，他们却羞于启齿或过于偏颇而无暇顾及。

卢比奥的谴责： 罕见的理性之声​

感谢上帝，我们还有卢比奥国务卿。2025年3月9日，他发表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声明：

“美国谴责最近几天在叙利亚西部杀人的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包括外国圣战分子。美国与叙利亚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站在一起，包括其基督教、德鲁兹教、阿拉维派和库尔德社区，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慰问。叙利亚临时政府必须追究这些针对叙利亚少数族裔社区的屠杀者的责任"。

卢比奥的话拨开了媒体的迷雾，点出了肇事者的名字，并与受害者站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政府中罕见的清醒时刻，而这个政府常常被新保守主义的妄想所左右。

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失败的血腥遗产​

这是建制派外交政策教科书式的失败。几十年来，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智库、学者和政客--执着地推行干预和政权更迭的议程。伊拉克、利比亚，现在又是叙利亚：推翻独裁者，建立“民主”，然后看着自由绽放。但这从来都行不通。阿萨德留下的真空并没有孕育出一个温和的乌托邦--它释放出了地狱般的朱拉尼和他的圣战大军。基督徒和阿拉维派正在为这种鲁莽的理想主义付出代价，就像伊拉克基督徒在萨达姆倒台后所经历的那样。

阿萨德是一个怪兽，但他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怪物。新保守主义者忽视了这一点，把赌注押在了未经检验的“叛军”身上，结果发现这些叛军比阿萨德更坏。他们对干预的信仰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现实：并非每个独裁者的倒台都是自由的胜利，尤其是当替代者是一个对基督徒怀有嗜血怨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时。

呼吁祈祷和行动​

朱拉尼政权是一个毒瘤，西方的同谋是一种罪过。让我们响应卢比奥的号召，摒弃新保守主义的愚蠢行为，为受迫害者挺身而出！

作为保守的基督徒，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在叙利亚的弟兄姐妹正在死去，而世界却毫不关心。我们必须为保护他们祷告，宣传他们的困境，并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和媒体承担责任。

叙利亚基督徒痛苦呐喊和鲜血在呼唤 - 我们会回应吗？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祢，因祢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因这个世界的走向仍在祢的手中。祢掌管历史，掌管现在，掌管未来。 主啊，我们看到新闻，这几天叙利亚政府正在疯狂地屠杀祢的基督徒子民，甚至枪杀很多还未成年的孩子。 我们很难想象，在现在这种和平时期，基督徒还会受到如此大规模的迫害和残杀。我们相信殉道者的血不会白流，主祢必为他们伸冤。 大逼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魔鬼撒但是如此的疯狂。 主啊，求祢坚固祢子民的心，保守我们刚强壮胆。不管遇到任何处境，都能为祢做那美好的见证，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必要报应那恶者一切的恶行，为受冤者伸冤。谢谢主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一位姊妹）

《北美保守评论》授权萧盛客发布

昨天看到一张图片，位于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意译为西敏寺）楼顶上挂着一面新月旗，格外刺眼。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真是莫大的讽刺，而且，这一幕恐怕也是当今西方世界道德现状的写照。

众所周知，始建于公元960年（北宋建立那一年）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当今世界最为古老的教堂之一。宗教改革后，它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官方教堂。

这座教堂举行过多位国王（女王）的加冕典礼和葬礼，还安葬了许多英国历史伟人，如伊丽莎白女王、莎士比亚、牛顿、丘吉尔等。

可以说，这座古老的教堂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更成了植根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那一上千年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的象征。

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日的英国乃至欧洲却是越来越变了样。

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同样是昨天，我看到一张欧洲各国绿化人口比例分布地图，那真是一片片程度不同的绿色。

我查了一下，截至目前，英国的穆斯林人口约为400万，占到总人口的6.9%‌。法国的穆斯林人口约有530万，人口占比是7.8%。而德国由于曾经接纳了许多北非西亚难民，穆斯林人口达到550万，占总人口的7.6%。

而且，更为让人忧心的是，欧洲人享受着高福利，却不愿意生育，有许多夫妻选择丁克。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循环。本土生育率不断下降，劳动力不足，只能引进并依赖于外来移民，而移民的生育力却超强。

随着外来人口慢慢多起来，人口结构悄然变化，对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法律造成冲击。以前曾看到消息说，法国有的穆斯林社团要求实行沙里亚法。一位多年前作为难民逃到瑞典的穆斯林女人在电视辩论中竟然告诫瑞典女性，如果你们不愿戴头巾，可以离开瑞典。

网上有个笑话说，这几个欧洲传统强国担心啥大俄侵略，被大俄占领也强于被穆斯林攻陷。笑话归笑话，但现实确实不容乐观。可是，欧洲人是否察觉这近在咫尺、迫在眉睫的的危机？

除了无节制打开国门外，欧洲在索多玛化方面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打着自由、多元的名义美化罪恶、放纵私欲，LGBT（跨性别）运动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现象更为触目惊心。

比利时的学校教6岁的孩子认识72种性别；挪威给8岁的跨性别者提供激素治疗。

去年德国通过了所谓的《性别自决法》，明文规定所有德国公民身份证上的性别，不再跟天然的生理特征有关，而是靠自己来裁定。

有人说德国实现了“性别自由”，一个人可以自己随便选择性别，并且还能一年换一次！

去年在巴黎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更是群魔乱舞，竟然向那恶者打开大门，公开嘲笑甚至践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上千年之久的传统信仰价值。

有人说，摧毁一个传统社会，往往是以自由之名。欧洲的堕落，正是最好的说明。

这种“自由”一旦脱离了规范和界限，变成为所欲为，那就变为罪恶的催化剂，为那恶者所利用，生出更大更多的罪恶。

当白左鼓吹“性别流动”，颠覆天然的性别秩序，混乱性别标准，不仅是炮制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性别，更对传统的家庭、婚姻、道德和下一代的成长造成严重的伤害和败坏。

最近美国副总统万斯访问欧洲，发表了一篇演讲，措辞犀利。

他说道：“当我们聚焦于俄乌战争时，其实欧洲存在更大的问题。当今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也是我担心的威胁，不是俄罗斯，也不来自于其他大国，欧洲的威胁就在欧洲内部”， 是欧洲自身内部对其传统信仰和“最基本价值观”的背离！（万斯的演讲，令欧洲羞愧）

我看了万斯的演讲，他提到发生在英国的一个事，两年前一位公民因为在堕胎诊所五十米范围内默默祈祷了三分钟，而且此举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却被执法机关认定“违法”，并被处以罚款。

有人说万斯的演讲撕开了欧洲的遮羞布。我更愿意把万斯的演讲视为一次先知式的呼吁和呐喊。

美国的总统和议长能公开宣告：“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男人不能变成女人。就是这么简单！” 欧洲的领袖们呢？岂能袖手旁观？能被震醒吗？

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一位泪眼先知站出来向他的同胞发出呐喊：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作者 刘盐约

◎译　　名　弱点/盲点
◎片　　名　The Blind Side
◎年　　代　2009
◎国　　家　美国
◎类　　别　传记/剧情/体育
◎语　　言　英语
◎IMDB评分　7.7/10 24,614 votes
◎IMDB链接　http://www.imdb.com/title/tt0878804
◎片　　长　129m
◎导　　演　约翰·李·汉考克 John Lee Hancock
◎主　　演　昆东·亚伦 Quinton Aaron ....Michael Oher
　　　　　　桑德拉·布洛克 Sandra Bullock ....Leigh Anne Touhy
　　　　　　凯西·贝茨 Kathy Bates ....Miss Sue
　　　　　　蒂姆·麦格罗 Tim McGraw ....Sean Tuohy
　　　　　　莉莉·柯林斯 Lily Collins ....Collins

简介​

迈克尔·奥赫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非洲移民。他的父母离异了，谁也不要这个烦人的累赘。流落街头的奥赫最终被孤儿院收留，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久之后，陶西一家来到了孤儿院，他们想领养一个黑人儿童做为养子。作为中产阶级，陶西太太想领养一个有运动天赋的孩子，她想把他培养成杰出的橄榄球手。精挑细选之下泄，他们带走了看上去有些木讷的奥赫。

来到新的环境中，奥赫简直找不到北－－全新的邻居、全新的学校、全新的橄榄球教练，甚至还有全新的英语口音。在学校里，同学并不是那么友好，忠厚的奥赫经常遭到欺负。不过在陶西太太的帮助下，奥赫逐渐找到了自我，他开始慢慢融入白人社会、开始慢慢接受自己新的身份。

在学校的橄榄球队里，他是训练最刻苦的一个，加之自己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奥赫渐渐成为了校队的主力左后卫。在2009年美国橄榄球职业联盟的选秀大会上，奥赫被巴尔的摩的一支队伍选中，成为了职业橄榄球员。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他的身边，坐着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陶西一家。

一句话评论​

温馨的励志片，可人的家庭故事。已经有一把证年龄的桑德拉·布洛克这次终于塑造好的一个母亲形象。——《综艺》

只要有梦想，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成功。新导演汉考克这次用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再次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梦想的力量。——sethigherstandards.com

《弱点》里既有励志片的元素，又有体育片的元素，甚至还有些家庭剧的影子。——ESPN

幕后制作​

• 巨型主演

现实生活里的奥赫是一个标准的大块头，6英尺4英寸（1.93米）的身高，344磅的体重，让他成为了大学橄榄球赛场上人见人怕的“霸主”。但是，要在苗条男横行的好莱坞找到这么一个大块头，实在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为了找主角，导演约翰·李·汉考克吃了不少苦头。

汉考克说：“整个电影里最难找的演员就是他了，因为我的印象里实在是找不出来一个20－25岁的有着这种身高和体重的演员。我甚至想过去找迈克·克拉克·邓肯（曾在《绿色奇迹》里扮演大块头的黑人死囚），但是他的年龄太大，不符合角色的要求，只能作罢。后来我们到处去找各个黑人学校，希望能找到这样的演员。结果令我们很失望。不是体型不符合要求，就是气质和运动才能不行。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黑人演员，他一开始还神秘兮兮地，不愿意告诉我那个黑人的身高和体重。这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有戏了。等到见了面，他站起来和我打招呼，我心里就确定，这个角色基本上是他的了。因为他的身高、体重和口音都非常符合我的要求。后来我们聊了聊，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橄榄球爱好者。这下我就确定了，他来演奥赫是再合适不过的。”

扮演奥赫的昆东·亚伦有着比奥赫更令人咋舌的身高和体重，身高足足有6英尺8英寸（2.03米），体重也比奥赫重了30来斤。而且今年只有25岁的他完全能胜任这一角色。难怪导演说找打这种体型的演员是“老天开眼”。

• 黄金配角

找到了大块头主角后，扮演陶西太太的演员也浮出水面，她就是常走喜剧路线的的桑德拉·布洛克。此次她一改以往“傻大姐”的戏路，扮演了一位和蔼、友善、极有责任心的白人养母。 布洛克说：“拍这个电影完全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剧本，坦率地说，我到了这个年龄，不能老是去演没有结婚的女孩，我应该扮演母亲了。好在《弱点》给了我这么个机会。汉考克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导演。因为我扮演母亲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我总是担心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在片场，我总是要问他我有没有演砸，有没有失误之类的傻问题。他总是会说我做得很不错，就这么演，并且还建议我加快自己的节奏。”

老演员凯西·贝茨在影片里扮演了奥赫的家庭教师，这是一个严肃得有些刻板的角色，苛刻得不近人情。导演汉考克说：“能请来贝茨扮演苏老师的确是我走运，可能是布洛克和橄榄球的号召力的确一流吧。在片场，我和贝茨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电影节奏方面的处理。我有时候总是太着急，会慌慌忙忙地把场景拍掉。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着急。贝茨是我很敬重的演员，和她合作，我感到很荣幸。”

• 从底层打拼的励志故事

要说好莱坞的励志片也不少，但是大多都是隔靴搔痒的电影。汉考克说：“很多励志片说的都是堕落的人是怎么找回自信和生活的，他们的堕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的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别人的同情。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其实并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我甚至觉得这样的所谓励志片不过是种粉饰太平的糖衣炮弹，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真相。”

本片和汉考克所厌恶的那种励志片完全不同。它讲述的是一个从社会底层打拼上来的橄榄球运动员的故事。在影片里扮演奥赫的亚伦说：“奥赫从小就是孤儿，饱尝人间的辛酸。即使被收养，他还是没有找到人生的目标，他试图离家出走，试图自杀。我想这样的人找到人生意义的话，那么他的动力绝对是无穷的。他一步一步走到人生巅峰的故事是有启迪意义的。”

桑德拉·布洛克说：“整个故事里最打动我的就是奥赫的成长经历，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形里长大的小孩还能保持乐观和向上的心态，也很难想象他后来是那么成功，成了万众瞩目的体育明星。我想这个故事是有教育意义的，它能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别放弃理想和追求。也许再走一步就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影　　评​

Blind Side 在FOOTBALL里代表一个选手视线外的地方。 准备传球的四分卫的左手边（左撇子是右手边）。 跑锋带球的右后方（从后追上的人会瞄准你的球敲）。 外接手接球时的正后方（角卫和安全卫会对你进行狠狠撞击。）

Blind Side这个电影改编自原著 BLIND SIDE: EVOLUTION OF THE GAME BY MICHAEL LEWIS。 这本书讲的就是MICHAEL OHER的心路历程。从电影全局来看，是比较尊重原著的。

Michael Oher 1986年5月26日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出生。 但是他的母亲DENISE OHER因为吸食可卡因导致联邦政府必须把小OHER从他母亲身边强制带离。（影片里OHER的回忆就是这个事情。）

OHER在九年内留级两次，转了十一次学。他换了不知道多少个寄养家庭，但很多都是以他逃跑而无疾而终（影片里DENISE跟Leigh Anne说OHER是个RUNNER就是这个意思）。他高中一年级时候在孟菲斯一所公立学校打了点篮球和橄榄球，之后被他队友的父亲 Tony Henderson介绍去了Briarcrest Christian School（就是电影中的wingate）这是一家私立的基督教学校。教育面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学校里99%都是白人（这也解释了为啥OHER会和小SJ一起上课，他被那么多白人用奇怪的眼光看）橄榄球的教练看到OHER后觉得这小子潜力非常，就说服了学校领导破例录取他。BTW,他的GPA 0.6是事实。（作个普及，美国基本分数系统： A-4.0 B-3.0 C-2.0 D-1.0 F-0）到学校后OHER遇见了小SJ和他的家长 Tuohy一家。这一家子冒着很多人的眼光收养了OHER，也让OHER的生活终于走上正轨。

先讲讲这个电影的橄榄球方面。 应该说拍得是相当不错的，演MICHAEL OHER的演员很好地诠释出一个有天赋但是未开化的球员怎么成为一个五星潜力高中生到最后成为NFL首轮新秀。

第一次训练，Oher尽管人高马大，但是因为经验不足他的反应不佳而被防守端锋直接杀破进攻线擒杀四分卫成功。之后小ST开始了对他的特训，尽管他年纪小，但是毕竟看了那么多年的橄榄球，对基础知识还是有一点理解的。所以作为OHER的启蒙教练，他的确是很不错的。（他和OHER用调味瓶演示的那一段很有趣，他跟OHER讲你要么阻挡你对位的防守者或者在你内侧的防守者。说老实话这么小就有这个意识相当不错，因为很多TACKLE都会因为端锋换位而傻住。）

辣妈Leigh Anne和他说的那段话也意味深长，球队就是个家庭。四分卫是一家之长（妈妈在很多家庭都是领导），跑锋就是承担球队之重的小兄弟。作为一个TACKLE，不但要保护好妈妈，更要为自己的小兄弟开路，这就是这个位置的基本所在。还记得影片开始时候说的么？The first check is mortgage, the second will be the insurance. 截锋对于四分卫来说就是一道保险。

终于要比赛了，刚开始三个PLAY小OHER被对方那个气势汹汹的DE打了个措手不及。从内侧强力突击，和防守截锋互换位置以及外线闪避冲击这三种DE吃饭的工具让OHER见识到了实战的威力。这样的场面不止是在高中橄榄球中会出现，NFL也经常会出现这个事情。这就是为啥菜鸟新人往往需要对手协助因为他们经验不足无法作出有效的预判。之后OHER因为教练而突然醒悟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尽管这个场面像光速一样很老套但是也证明了临阵不乱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之后就是大学来录取OHER的事情了。这些都是属实。 根据资料记载，Michael Oher被ESPN认定为五星潜力的高中毕业生，并且是当年进攻线排名第五的新人。田纳西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阿肯色大学，阿拉巴马大学，乔治亚大学，克莱姆森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都向他提供了奖学金。结果出人意料的，MICHAEL OHER选择了去密西西比大学(Ole Miss)而不是自己州的田纳西大学或者是当年全国冠军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一个五星球员去了一个三星的学校，不符合常理。尽管OLE MISS也算一代名校，但是那个时候因为送走了Eli Manning，整个球队重建，当时的教练也被炒了，相当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后面NCAA会调查OHER的原因。（那个女助理问Oher，did you find any odd?）

这个时候终于要讲讲这个Tuohy家庭了，讲讲辣妈Leigh Anne和 Sean Tuohy了。 Sean Tuohy大学时代是OLE MISS篮球队的一员，作为控球后卫的他在1981年带领OLE MISS赢得东南赛区冠军头衔，这是OLE MISS篮球队迄今为止最高的荣誉。他毕业后被选入OLE MISS篮球名人堂并且被新泽西网队选中进入NBA。 但是他拒绝了网队和篮球，跑到海外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父亲病危而回国后，他留在孟菲斯发展自己的事业。现在的他不但拥有孟菲斯地区80多家快餐店（记得4个贵妇聚餐的时候，有一个人跟Leigh说，我希望OHER别有家庭优惠，这样的话SEAN的店得倒闭好几家了），还是孟菲斯灰熊的专业解说人员。 这也能解释他们家的豪宅，好车了。Leigh Anne和SEAN是在OLE MISS认识的，那个时侯她是拉拉队长。现在她是个室内设计师。

可以看出Tuohy家是有这个资本来领养OHER的。但是NCAA当时认为，有没有可能是Tuohy家看中了OHER的橄榄球潜力，才收养他并且迫使他为他们最喜欢的大学打球。并且他们担心这样会演变成一种趋势，一些富裕的校友会领养一些运动能力好的孤儿变相地为他们的母校提供人才，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也违背了那些运动员本身的意愿。 Tuohy家接受专访的时候自然是说他们领先OHER只是出于人性的关爱而作出的，绝对不是为了什么橄榄球潜力。 原书中作者也说过，TUOHY家不会为了单纯的橄榄球潜力而冒着这样大的风险去把OHER收养进来。

我认为Tuohy家收养OHER是认为他是个可塑之才，收留他是想帮助OHER走上理想的道路。原因有三：

1. 运动员看人不会错。SEAN自己曾经是个篮球运动员，他判断出OHER背后的潜力无穷。（别忘记他能进校就是因为他的橄榄球潜力）
2. TUOHY家的资产绝对没差到要靠赌博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的程度。Oher这次的合同是5年1350W美圆，我相信Tuohy家原来的资产也比这个数字要高出不少。
3. Tuohy家肯定考虑过前因后果才会收留OHER的。 OHER的背景大家都知道，0.6的GPA和不咋地的智商，想靠读书进大学是天方夜谭。Tuohy家不可能会收养一个进不了大学只有一身蛮力的傻小子，这对他们家是巨大的负担。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橄榄球潜力，以及他从小就被人忽视，让他们认为只要好好对待OHER,OHER自然愿意听他们的话。他们最后忙里忙外帮OHER联系家教和学校，也是真心希望OHER可以走上一条正路而不是一条歪路。
4. 收养OHER这个故事成功之后，TUOHY家的名誉会上升很多。这个年头，钱难赚名利更难。像TUOHY这种名利双收的事情，让人眼红也不觉得奇怪。

之后的故事皆大欢喜，OHER努力达到了GPA要求进了理想的大学，四年的打拼也让他成功进入NFL这个梦想的殿堂，他也因此走上了一条理想的道路。 Oher今年选秀的行情其实不是很理想，连第一轮能不能进都是问题。但是他执意要他全家去纽约参加选秀，就是为了让帮助过他的一家一起分享这个光荣的时刻。

重新回到Blind Side这个话题上。橄榄球场有盲点，难道我们人类自身没有盲点吗？不但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反光镜的时候有盲点，我们人性也有盲点。在遇到Tuohy一家之前，Oher的盲点就是他能打橄榄球而不是整天游荡不知道该做什么。

影片最后,Sandra Bullock说的那些话让人深思。 那些游荡在美国街头各个角落的黑人青少年，他们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天赋，他们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枪击案，抢劫案，于此联系上的不少都是一些拥有运动能力的黑人青年。可是人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他们需要其他人帮助他们才能看到。MICHAEL OHER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是社会上还有多少个MICHAEL OHER在等待着其他人来看到他们的BLIND SIDE呢？

而其余那些NFL运动员就不一定这样了。这些NFL球员在大学里有导师和教练叮嘱他们不准乱说话，在NFL里有经纪人和球队的管理人员盯住他们不要发傻。但是一旦没有其他人控制，他们会做出的事情实在让人难以预测。 O.J. SIMPSON杀妻绑架案， MICHAEL VICK斗狗案。其他的诸如CHARLES ROGERS这些有美好前程的球员因为沾染毒品而退出球坛的人太多，太多。 所以光靠别人发现自己的盲点没有用，更要自己时刻知道自己的盲点，控制住自己，才能将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